202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将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提至5亿元、1亿元，意味着基层人民法院将管辖大部分第一审民事案件，也即大部分民事案件的事实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审理查明。同时发布的《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四级法院的职能定位，为实现审判重心进一步下移，明确基层人民法院重在“准确查明事实、实质化解纠纷”。可以预见，未来基层法官的案件压力势必大幅增长，基层法官审理查明事实的能力需要有力的理论支持。 由于种种偏见，学界对证明责任非常重视，对抽象的理论关注得多，而对法官职权活动以及具体证明过程的研究则少有人问津。实践中，证明责任理论与实践隔阂十分严重。法官动辄以证明责任作为结论，并未督促当事人积极举证，降低了证据的价值，证明责任掩盖了法官履行查明事实的职责的诸多问题。确立一个专门的概念，围绕法官查明事实的职权活动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这无疑既因应司法实践难题，又具有理论创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