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以来，尤其自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关系的问题是中国知识界急欲解决而又长期不得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也以“挑战与回应”模式来概括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化层面的交流对应的是社会层面的现代化进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不是从我们自身文化系统内滋生的，而是由外面输入的，是由于西方文化的逼迫而不得不走这条道路。由此，从哲学上审视百年来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艰难历程便显得尤为重要。本书梳理了前辈学者对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三种处理路径：西化派、复古派和调和派。西化派的问题在于看到了“西化”之象-繁荣与强盛，但昧于其理，对于现代化之理性特点以及现代性特质并未深究；因此有舍本逐末之嫌。复古派的问题在于看到文化层面的本土性、民族性而昧于文化的普遍性及其价值系统变迁，因此有南辕北辙之嫌。调和派试图中西兼顾、博采众长，然而一来昧于现代化自成一系，二来昧于中西文化之内在张力，调和之后往往有“邯郸学步”之忧。本书则尝试回到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张力源点，接续前辈学人的自觉探索和批判，重新审视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道路。本书提出，首先，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历史落实与制度表现。现代性是贯穿于观念、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的精神本质。或者说，现代化的过程明显地表现为理性化的过程。所谓的现代性就是理性。由此来看，无论是胡适的“学术独立”还是冯友兰的“自由之路”都有着深层次的理论缺憾，很难走通。因为二者忽视了现代化进程的理性特质和知识体系。其次，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人生论”主张当自觉予以继承、深化和拓展，尤其是其对应的“理性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自觉。由此不但可以对于“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等问题予以方法论回应，而且可以基于传统思想资源对于理性方法论局限有所自觉。最后，本书提出以“知识创新”为中心，基于“知识体系”自觉来回应“知识主义社会”到来的理论方案。没有知识创新，就没有话语权和理论自信；没有知识创新，就很难融入国际社会；没有知识创新，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毫无贡献。基于知识创新，中国社会将走出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由之路”*（冯友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