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手段，实际上，语言是抵达他人、向他人传递信息并从他人处接收信息的□□方式。因此，语言设定并且预设了他者。于是，社会立即随语言而诞生。同样，社会只有通过共享交流符号才能凝聚为一个整体。于是，语言也立即随社会而成立。由此可见，语言与社会这两个实体中的每一方都与另一方相互牵连。由于二者是共同产生的，我们似乎能够甚至必须对语言与社会同时进行研究和观察。又因为它们是基于同一种必然性而出现的，所以我们似乎也能够甚至必须找到存在于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一些准确而持续的关联性。 但是，所有那些不断研究并且□近依然坚持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人们，□终都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语言到社会的考察中，没有发现任何关系能够揭示出二者在结构上的相似性。这一结论广为人知，而且一目了然。其实，如果快速地环顾周遭世界，我们就会发现，结构相似的语言服务于差异迥然的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尤其是因为公共语言的扩张，同一种语言被结构不同的社会所使用，而这些社会原则上却没有因此被瓦解或改变。相反，我们还会看到，在历史上，类型相距甚远的语言却在共享同一种社会体制的不同社会中持续地存活和发展。目前，只要放眼望去，我们就会看到半数东欧国家的语言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会发现斯拉夫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日耳曼语系、罗曼语系的各种不同语言正在本质上结构相同的社会中被使用。如果纵观历史的沿革变迁，我们也会看到语言与社会是分别演进的。同一种语言在历经□猛烈的社会动荡之后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举一个□基本的例子，从1917年开始，俄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俄语的语言结构却没有突然发生任何强度相当的改变。 这些被多次提及的观察结果导致人们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感觉，正如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经常表明的那样，认为社会与内在于这一社会中的文化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 对上述事实的两面都了如指掌的萨丕尔曾经断言道：千变万化的语言类型，无论简单或繁复，都可以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层级中体现出来。就此而言，既然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那么柏拉图与马其顿养猪匠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因此，我们理应得出结论：语言与社会是不同构的，它们的结构是不重合的，它们的变化是各自独立的，而且我们应该满足于发现了这种不一致性。但是，基于同样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有其他一些人指出，语言——正如他们所说——是社会的镜子，它在自身的独特性和自身的变化中反映出社会的结构。语言甚至还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变化指数，揭示着发生在社会中以及发生在文化这个尤为重要的社会表现形式中的种种兴衰变迁。我们无法调和这些意见相左的观点。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显示出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它正触及了语言在社会中的状况的核心问题。这些观点还表明，人们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方式并没有让我们更加接近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