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聚焦于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主要问题。 包括，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关系，史学家和哲学家两种方法的关系，哲学家的私人生活与其哲学的关系，本质主义与比较哲学视角的关系，中国和西方两种诠释学的关系，等等。 作者基于多年的研究，认为“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与“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这两种国内主流的研究方式中，应该对“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和辩护。因为就国内的情况而言，一，绝大多数的哲学史研究成果根本上停滞在“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的阶段，它们并没有延伸和拓展到“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的阶段；二，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也不见得要以坚实的“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为前提和基础。“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具有多种可能的方式和路径；三，国内的哲学史研究经常受到传统注经传统和托古的影响，常常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混为一谈，不辨彼此。这种研究成果更多地表现为由哲学史上的“文本”所诱发的不受拘束的哲学联想和哲学感想，而不是真正的哲学性的思考；四，当代中国哲学建构乏力的学理根源，不是因为我们无能给普遍的、永恒的哲学问题提出新的解答，而是因为我们尚未把捉到属于当代中国的哲学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我们缺失的并不是“解题的能力”，而是提问的意识和追问的能力。 该书在张岱年、邓晓芒、刘笑敢、彭国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这一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可贵的新观点。 出版资助为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