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世界货币统一于贵金属的时代终结后，人类一直困惑于世界本位货币问题，目前的大致格局是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别信用货币代行国际货币的职能。而国际货币架构的安排，对一国金融经济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日本资产泡沫危机、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在过去20年陆续登台，使得人们对如何保卫人民币的未来有了更多关注。而中国农业银行何志成老友的书稿和写序的嘱托，则使我对这个问题感触更多。　 一般而言，一国货币的可兑换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实施自由兑换； 第二阶段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迄今除了比利时等屈指可数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之外，绝大多数国家达成本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政府对资本流动有少量限制并不矛盾； 第三阶段是政府推动本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其他国家可接受的计价、投资、结算和储备货币，至今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显然是美元和欧元； 第四阶段是政府对并不发生跨国交易的、境内居民的本外币自由兑换也不进行限制，即充分的可兑换阶段。人民币走完第一阶段已有15年，正在努力走完以后相应的阶段。考虑到日元、欧元目前的困窘局面，如何走好人民币国际化，于国于民都有非凡意义。应当成为重要的金融国策。在此我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应予考虑四个命题。　 命题一，成为国际货币的最大收益是分享国际铸币税。“铸币税”（seigniorage）的衡量有两种口径，一种是狭义口径，即将铸币税定义为货币发行者凭借其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货币发行面额与货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在金本位制下，国家相对于个人和其他国家并不享有任何铸币税特权。在金块和金汇兑体制下，信用货币仍然要受制于黄金，因此国家能够征收的铸币税也是相对有限的。但当一张毫无价值可言的纸币被国家印制出来时，铸币税就等于这张纸币所能购买到的社会产品价值。另一种是广义口径，即将铸币税定义为因本币国际化而获得的本币及其表征的金融资产的净输出，它实际上是一国中央银行对全球债权人的负债中的最小的永久动态负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