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普罗维登斯市（Providence，R.I.）的一个年轻记者，我过去常常顺路到玛丽（Mary）和道格拉斯·达纳（Douglas Dana）开的那家二手书店的里屋喝茶。道格拉斯是个面色红润的苏格兰人，每次看到我，他都会取出他新发现的初版书给我看，同时玛丽则会预言道格拉斯将会保留这些书，永远不卖。一个礼拜六的下午，道格拉斯像往常一样给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给我后来的报道生涯带来了重大影响。那是马里恩·登曼·法兰克福（Marion Denman Frankfurter）和加德纳·杰克逊（Gardner Jackson）编著的《萨科和万泽蒂的信》（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我以前是听说过“萨科—万泽蒂事件”的。我7岁那年，萨科和万泽蒂2人在波士顿的查尔斯监狱被以电刑处死。我当时除了知道这两名意大利人是谋杀犯，以及监狱电椅接通电源时会出现一股强烈的电流——此时远在15英里外的我的家乡斯通哈姆（Stoneham）以及曼彻斯特东部所有地区电灯都会闪烁不定——以外我一无所知。当时年幼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去质疑他们的罪名，我甚至都没有7岁小孩应该做的那样对死刑心存疑惑。但当时我却对这样一个现象感到震惊： 这两名罪犯的死刑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阴影。 　　这就是道格拉斯·达纳给我看那本书以前，我对萨科和万泽蒂的全部印象。那是一本装帧良好、印刷清晰的硬皮书。在草草翻阅后，我发现书中反复出现一个叫爱丽丝·斯通·布莱克韦尔（Alice Stone Blackwell）的人。爱丽丝是一位女权主义编辑和作家，是露西·斯通（Lucy Stone）的女儿。从书中不难看出，爱丽丝与两名罪犯是朋友。爱丽丝也是我母亲的朋友，我曾读到过一首我母亲写给爱丽丝的诗，这激起了我对爱丽丝的兴趣，道格拉斯·达纳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把书卖给了我。 　　阅读萨科和万泽蒂的信件导致我后来连续7年都将业余时间花在了对该事件的采访报道上。为萨科和万泽蒂被错误地定罪和处死的凶杀案找到一个最终答案成为我的心头之痒。通过阅读，我明白了罪犯被施以电刑时，刑房内所有的灯并不都会闪烁不定，以前的说法全是编造的。我阅读了数不清的审判笔录、判决后的书面证词、上诉书、官方报道、对在世的案件负责人的采访以及众多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涉及该案的书籍，从这些阅读中，我加深了自己对报纸的社会角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