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处于治理体系的中心，而诏策与奏疏则是治理能力优劣的集中反映。本书的研究向人们展示出汉代诏策、奏疏的生动面貌与独特地位： 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彩、文笔雄健典雅。这是中国诏策与奏疏走向成熟定型的时代，为后世君臣的交流与互动确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首先，汉代的诏策奏疏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如何审时度势吸取外来先进文化与传统优秀文化的典范。汉代吸取秦代唯法至上、独尊法术的治理方式，在早期试行了休养生息、谦和守成的“黄老之治”，造成了文景之治的一度繁荣，但是董仲舒看出了其中蕴藏的与高度中央集权相悖的文化危机，汉武帝采纳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尚法尊儒”并稳定2000年之久的文化格局与治理方式。其次，汉代的诏策奏疏可为中国当代边患的“战”、“和”互补战略提供启示。本书所列的汉代诏策与奏疏向人们清楚地显示了汉代应对匈奴及南越边患的两手策略，其征战诏策以汉武帝最多，不少诏策义正词严，道出了反抗侵略的微言大义，如《欲伐匈奴诏》： “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益封卫青》诏:“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在征讨打击之外，也有不少涉及和亲、礼待、防守等和平方式的诏策奏疏，如汉宣帝的《以客礼待单于诏》： “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而诸侯王及大臣这方面的奏疏更多，如淮南王刘安的《上书谏伐南越》，韩安国的《匈奴和亲议》，董仲舒的《论御匈奴》，主父偃的《上书谏伐匈奴》，等等。这些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