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不仅是相互竞争的，也是相互帮助的。长期以来，广西各族群众在其社会内部形成了一整套互帮互助、自力救济的习惯，并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和成文化。这些制度极大地履行了社会保障的职能，弥补了官方社会救济的缺位。广西少数民族互助习惯具有自发性、广泛性、血缘性等特点，并具有社会救济和民族发展功能。它们使得广西各族群众在极端艰苦的自然条件之中，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机勃勃的生产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发掘和还原这些制度，使它们在构建新农村及和谐社会的政策框架下发挥作用，对于利用多重法治资源在民族地区营建友好、繁荣、民主、互助的基层社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广西少数民族互助习惯根据内容可划分为六个大类，即互助组织习惯、生产互助习惯、生活互助习惯、建房互助习惯、扶助弱势群体习惯、灾害救助习惯等。广西少数民族的互助组织包括血缘性互助组织、非血缘性互助组织、救济性金融互助组织等；生产上的互助包括在耕作、狩猎、渔牧、生产技术方面的互助习惯；生活上的互助包括救济性借贷习惯、婚丧互助习惯、打老庚制度及待客互助习惯等；建房上的互助包括私人建房和公益建筑两方面的习惯，各民族各有其特点；扶助弱势群体包括对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困难户等的互助习惯；灾害救助包括预防灾害互助、救灾互助、灾后重建互助等的习惯。广西少数民族互助习惯在红军长征、土地改革、农业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及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代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