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塞留主政时期王权日益强势的背景下，权力和文学之间，也并非单向的垂直统治关系。诚然，在国家文人保护制度逐步确立的1630年代，文人免不了向黎塞留所代表的中央权力献礼，以示忠诚。但正如杜里耶在上文引用的献辞里所说，这种建立在写作基础上的服务恰恰证明了文学和文学的力量。对于如何处理和王权之间的关系。文人们有着自己的想法；对于正在成型的国家文人保护制度，文人们也有着自己的认识。而这些，都建立在捍卫而非摧毁一个体面的文人阶层的基础之上，牺牲文字，或者说将写作彻底工具化以换取仕途，并非以夏普兰为代表的文人们的选择。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上文所提及的这些史料出发，重新梳理从1624年黎塞留进入国王咨议会到他1642年去世这十八年间，文学和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思考王权如何一步步将文人纳入自己的保护体系，也探究在书籍市场日益壮大，文人团体层出不穷，文化“沙龙”方兴未艾的背景下，文学创作和批评如何在王权面前保持自由生长的可能，直至反过来影响官方的审美取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剧是一个极佳的个案研究对象。法国的十七世纪通常被称为戏剧的世纪，而正是在黎塞留主政时期，法国戏剧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这首先与黎塞留本人对于戏剧的热衷有关，正是在他的扶持下，许多原先对于戏剧并无兴趣的文人才会投身到剧本写作中来；同时，以夏普兰和多比尼亚克院长为首的戏剧理论家也才能在1630年代迅速成名，并未戏剧的规范化进程，以及官方戏剧传统的形成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早在黎塞留登上政治舞台中心以前，法国戏剧就已经进入了全新的职业化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文学创作和舞台表演的结合；二是职业文人剧作家群体的出现。介于传统文人和职业作家之间的这个群体，是文人阶层里的一种特殊存在，他们和王权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富研究价值的，双向、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