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衷在于为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提供一部原典或经典的专业读本，类似文学专业的“作品选”、“文论选”等。说起来，新闻史与文学史都不离两类研究，一类是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 一类是文选，如《昭明文选》。如果说专著相当于人的骨骼，那么文选就好比人的血肉，至于贯穿其中的思想则恰似人的生命或灵魂。 　若以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闲话》一书里的长文——《上海报业小史》（姚公鹤）为起点，中国新闻史研究已逾90年历史，即使从1927年戈公振先生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算起，这门学科也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代新闻史学者孜孜探求，默默耕耘，使这片学术园地日益成为新闻学的大后方和根据地，为整个学科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更是取得一系列突出进展，涌现一大批厚重之作，不仅得到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嘉许，而且也引起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关注。以新闻研究最高荣誉奖“吴玉章新闻奖”为例，获奖著述多半为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成果。 　当然，中国新闻史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发展也不平衡。以高校的教学为例，新闻史专著就远远多于新闻史文选，据说仅仅冠名“中国新闻史”的教科书就不下百部。与此相对，学生急需的“文选”却极度匮乏，根本无法满足莘莘学子和芸芸读者的需求。大略统计一下，目前的新闻史文选真是屈指可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1981）； 　方汉奇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1982）； 　谷长岭、俞家庆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1987）；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1987）； 　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文选》（1998）； 　…… 　这些文选虽为当时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随着学科发展和时代变迁，其中的遗憾也越来越凸显，大略说来有三点。其一，所选文本基本截止于新中国成立，此后近60年的发展往往付之阙如； 其二，选材的范围比较单一，多以报业为主，既缺乏其他新闻媒体内容，也较少涉及相关社会背景，对当今的学子和读者来说未免陈旧，难覆所用； 其三，这些著述也早已脱销，无处寻觅。所以，不管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方面讲，还是从满足读者现实需求的角度看，重新编选一部中国新闻史文选都可谓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正是面对这种窘迫局面，我们才不揣浅陋编选了这部文选，以应教学之需和学生之急。之所以称为“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也是为了同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版）相配套。这部文选上迄先秦，下至当代，共遴选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原典或经典文献约150篇，此外还有只列篇名未录正文的100篇“存目”。为方便读者了解有关背景，我们为每篇文章都撰写了“题解”，如《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的题解：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国别史，也称《春秋外传》，杂记西周及春秋时期八国的人物、事迹和言论，旧说为左丘明所著，司马迁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据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目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或新闻，左丘明就是略早于孔子的一位著名瞽矇。瞽矇讲述的历史或新闻被后人记录，整理成文，就称为《语》，按照国别区分有《周语》、《鲁语》等，总称《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选自《国语·周语》。文中记述周卿士邵穆公规劝周厉王的一段谈话，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一个重要道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对于人民的言论，执政者应该疏导而不应该堵塞。 　再如为“草原英雄小姐妹”报道所写的题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蒙古族小姑娘为保护公社羊群同暴风雪搏斗一昼夜的故事，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伴随新闻报道，她们的名字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从此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当时，“草原英雄小姐妹”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艺术作品，编入小学课本。另外，由刘德海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同管弦乐《红旗颂》（吕其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何占豪、陈钢）、钢琴协奏曲《黄河》（殷承宗）、交响诗《嘎达梅林》（辛沪光）以及音乐会组曲《红色娘子军》（吴祖强等）等，一同构成新中国最美的音乐篇章与红色经典。 　不言而喻，任何学科的任何文选都不是纯粹的“资料汇编”，其中无不体现着特定的意图或旨归，从而才有选什么、不选什么的裁量。正如孔子编选《诗经》不只在于含英咀华，更是张扬一种“真、善、美”的社会价值和伦常观念，也就是《论语·为政》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于文选及意义，鲁迅先生曾写道：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取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集外集·选本》） 那么，这部《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的意图或旨归是什么呢？ 一方面，首先自然是为新闻人（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提供一部有用、有益并有趣的专业参考书。从读者角度着想，我们在编选过程中主要考虑如下因素。一是全书篇幅适中，即选材方面既不过于庞杂，也不过于简略，一册在手，精华在握。过于庞杂，对一般人来说显然没有必要，徒增阅读压力和经济负担； 过于简略，则难以反映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全貌和时代风云，无法使人尽情领略其间的万千气象和新闻魅力。二是将经典性与可读性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希望选出中国新闻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里程碑式的文献，以体现“参考、借鉴和启发”等价值； 而且希望选出的文字对普通读者也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而不只是有利于专业学习及其研究。虽然新闻史文选不可能都像文学史文选那样具有可读性，但在不影响经典性或权威性前提下，我们也尽可能兼顾文章的多姿多彩、有滋有味。三是将新闻史内容与社会史视野有机融合，尽可能体现新闻与社会的多重互动。另外，本书还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拓展。在时间维度上，本书上迄先秦的《春秋左氏传》，下至21世纪的进展。在空间维度上，力求包罗广泛，除了报业领域，还涉及广播、电视、网络、期刊、新闻思想、新闻制度、新闻教育、新闻法规等。 另一方面，这部选本的意图或旨归更重要的还在于正本清源，弘扬一种新闻精神或新闻理想。换言之，这部文选欲使新闻学子和新闻记者进一步感触新闻的“精气神儿”。提出这样的话题，是因为随着当今市场化、商品化、世俗化的潮流汹涌漫溢，随着各种新潮理论和时尚观点的起伏流行，新闻的“精气神儿”似乎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化、越来越变异。一次，某名校出版社请我“鉴定”一套丛书的出版价值。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套冠以“新闻”的丛书不仅与新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恰与新闻的“精气神儿”相抵牾，五花八门的选题多是广告、公关、媒介经营、传媒研究等。看到这些貌似新闻的东西，不由想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姆士·W.凯利（James W. Carey）几年前的有名批评： 面对“传播”一词的四处泛滥，面对在“传播”旗帜下广告、公关、传媒经营管理、平面或音像传媒制作、网络媒体制作等等的冲击，新闻尚未认清自己面目，已处在了四面楚歌之中。（转引自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 针对这种“群雄并起，天下混战”的乱局，这位美国新闻学界的代表人物在2000年发表了一篇引起热议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译文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以砥柱中流之势提出新闻的三项原则： 原则一： 新闻和新闻教育绝不等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介研究、公共关系或广播。新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成型于特定的历史时刻，绝不可与其他相关但不同的社会实践相混淆。新闻与那些活动既不可在教学中混淆，也不可在新闻实践中等同。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作为独特的现象来关注。 原则二： 新闻作为独特的社会实践不可与传媒和传播相混淆。传媒是新闻得以发生的组织和官僚机构，是新闻使用的技术； 传播是意义传递的一般过程，但是它们都不是新闻。新闻实践可发生在或大或小的组织，可由实践者个人或群体共同操作，可以使用声音、书写、印刷媒体或电视摄像机。新闻在哪里及如何生产是重要的问题，但如果将新闻混淆为传媒或传播，无异于将鱼和鱼的故事混为一谈。 原则三： 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其实，不管新闻有多少种定义、多少种解读，在钟爱新闻的人眼里，新闻总是一片神圣的领域、一种理想的追寻、一项值得献身的事业，一句话，新闻总有一股子“精气神儿”。因为，说到底新闻同千家万户的身家性命联在一起，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联在一起，同诸如“人文精神”、“人本主义”、“人道理想”等字眼联在一起，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始终是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学生们发现，“光荣与梦想”是我常挂嘴边的一个词语。的确，这个出自美国名记者曼彻斯特的名作《光荣与梦想》的词语，也传神而凝练地体现了新闻的“精气神儿”，体现了古今中外一切新闻人的永恒追求。新闻虽然表现为明确的世俗关怀，但其核心却体现为强烈的精神冲动，犹如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追求一样。一切真正的新闻人，骨子里其实都是诗人。记者穆青的“勿忘人民”，不也正是诗人艾青的情怀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如果这样说有点玄虚，那么看看这部文选的名家名作就不难理解了。这些作品本身，已经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人。什么是新闻人？新闻人就是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徐铸成、朱启平、范长江、邓拓、斯诺、白修德、爱泼斯坦等。什么是新闻？新闻就是《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西行漫记》（斯诺）、《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王石）、《万里神州驯水记》（郭超人）、《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范敬宜）、《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罗开富）、《阳光·阴影·希望——南国百日游》（段连城）、《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优秀共产党员、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张严平、田刚）等。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新闻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恰似鲁迅笔下的“民族脊梁”——舍身硬干、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 诚然，新闻界泥沙俱下，新闻人鱼龙混杂，正如军旅中有勇士，也有懦夫； 有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之辈，也有滥竽充数、见利忘义之徒。而且，即使勇士也难免这样那样的缺陷，也不见得一生勇敢、一世壮烈，但用鲁迅的话说，有缺陷的战士终究还是战士，正如完美的苍蝇毕竟还是苍蝇。何况，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不明白，不能由于新闻行当有“坏人坏事”，自己就有理由不做“好人好事”，不能因为新闻行当里有些败类，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背弃新闻的理想。古之圣贤不是提出，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吗？那么，本书也是为一切有志于新闻理想的人，为一切如邵飘萍所言愿为新闻伟业奉献终生的人而提供的一部见贤思齐的样本。 本书的编选是由笔者提出原则和思路，并由博士生姚遥同学进行初选，再由笔者补充和定夺。初选之后，又由博士生李漫同学组织9位新闻学研究生分头撰写题解初稿，再由笔者修改定稿。最后，涂鸣华同学又组织这些同学分头校核原文，依据一手文献逐段逐文检查，以确保准确与权威。参与撰写题解和校核原文的同学是韩璐、朱一彬、罗有晗、杨科、刘锐、李强、康雯萱、章炳捷、郑亦心、秦珍子等，他们的工作值得特别书写一笔。 在编选过程中，业师方汉奇先生、同门学长郭镇之教授都曾给予热心指教，在此谨致谢忱！当然，本书的所有问题均由笔者自己承担，而且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各种纰漏和缺憾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提出批评与建议，以利我们修改与完善。 李彬 2008年5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