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课题了，但是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下至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91年春夏之交，我即将结束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之际，竟意外地得到一个机会：应邀参加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举办的翻译学讲习班，当时的主讲教师就是在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鼎鼎大名的比利时学者约瑟·朗伯特(José Lambert)和英国学者苏珊·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这两位学者从事翻译研究的视角都是比较文学，因此和我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再加之这二人都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倡导者，因而就更使我对从文化的角度来从事翻译研究感兴趣了。可以说，这是我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进入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最初的起点。 另一个使我对翻译研究颇感兴趣的事发生在1994年。应美国精神分析学批评大师诺曼·霍兰德之邀，本刊主编凯·道勒拉普在哥本哈根大学主办“第十一届国际文学和精神分析学大会”。我提交的论文被大会组委会接受。这样我的首次丹麦之行便得以实现，而我和道勒拉普教授以及《视角》杂志的长期合作便由此开始。1996年，我应他约请，为《视角》编辑了一本中国翻译研究专辑，在国际翻译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此我就把翻译研究作为我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之余的一个“第三领域”。但从一开始，与道勒拉普的语言学——读者反应取向翻译研究不同的是，我确定了自己研究翻译的视角：将其纳入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之下。这也就是我能和道勒拉普进行对话相互取长补短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为什么我至今仍在不少场合谈论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翻译的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nbsp;&nbsp;&nbsp;&nbsp;诚然，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则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学科理论课题。在这方面，法国学 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课题了，但是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下至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91年春夏之交，我即将结束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之际，竟意外地得到一个机会：应邀参加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举办的翻译学讲习班，当时的主讲教师就是在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鼎鼎大名的比利时学者约瑟·朗伯特(José Lambert)和英国学者苏珊·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这两位学者从事翻译研究的视角都是比较文学，因此和我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再加之这二人都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倡导者，因而就更使我对从文化的角度来从事翻译研究感兴趣了。可以说，这是我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进入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最初的起点。 另一个使我对翻译研究颇感兴趣的事发生在1994年。应美国精神分析学批评大师诺曼·霍兰德之邀，本刊主编凯·道勒拉普在哥本哈根大学主办“第十一届国际文学和精神分析学大会”。我提交的论文被大会组委会接受。这样我的首次丹麦之行便得以实现，而我和道勒拉普教授以及《视角》杂志的长期合作便由此开始。1996年，我应他约请，为《视角》编辑了一本中国翻译研究专辑，在国际翻译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此我就把翻译研究作为我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之余的一个“第三领域”。但从一开始，与道勒拉普的语言学——读者反应取向翻译研究不同的是，我确定了自己研究翻译的视角：将其纳入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之下。这也就是我能和道勒拉普进行对话相互取长补短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为什么我至今仍在不少场合谈论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翻译的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 诚然，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则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学科理论课题。在这方面，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丹麦学者道勒拉普、比利时学者约瑟·朗伯特、德国学者沃夫尔冈·伊瑟尔和霍斯特·图尔克、英国学者苏珊·巴斯耐特、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霍米·巴巴、安觉·勒弗菲尔、欧阳桢、托马斯·比比等均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并在这方面颇多著述。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中国学者的跨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上述学者除去欧阳桢作为汉学家精通中国文化外，其余学者的著述研究范例都取自自己文化的语境，因而得出的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和尽善尽美的。尽管如此，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国内的翻译研究可以说尚处于开始阶段，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并未自觉地将翻译研究纳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语境下，因而至今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对话的扎实研究专著仍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期刊和论文集。鉴于目前所出现的翻译研究之狭窄的纯语言字面的困境，从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来反思翻译学的问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它一方面能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可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来和国际同行进行讨论，从而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高度。 既然我一贯坚持文化翻译的立场，因而我认为，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完全应该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从文化的维度考察翻译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如上所述，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伴随而来的就是翻译的定义也应该相应地发生变化。翻译学作为介于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之边缘地带的一门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我和学术界的一些同行一直在呼吁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既然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那么翻译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而对翻译的研究也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对其他学科的普遍方法论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我们的一个当务之急便是对翻译这一术语的既定含义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翻译研究的兴衰无疑也与文化研究的地位如何有着密切的关系。 谈到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必然想到翻译对推进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和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已经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以至于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中国学者认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个西方文化殖民中国文化的历史，他们特别反对“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先河，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先河，而在“五四”期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潮、理论大量被翻译成中文。鲁迅当年提出的口号“拿来主义”对这种西学东渐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小说创作只是在读了百来本外国小说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之基础上开始的，此外什么准备都没有。当然这番表述后来成了保守势力攻击的对象，说鲁迅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还有另一些“五四”运动的干将，包括胡适，郭沫若，他们通过大量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进行了有力的解构，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所以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翻译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翻译文学史，而研究翻译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外一种文化，它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 有鉴于此，西方一些学者便认为，如果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的转向”(cultural turn)，那么在现阶段，便应该呼吁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一个“翻译的转向”(translation turn)，因为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研究都是一种翻译。这样看来，翻译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特别是文学作品，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机器翻译是无法传达其深邃的审美意蕴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一种“快译通”，以为“快译通”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如果将其用于阅读文学作品，你就会到处碰壁，因为文学作品中含有丰富的审美蕴涵和文化意义，这是无法用机器翻译出来的，它必须要通过人的大脑，而这个人，他本身有多少文化修养，又阅读了多少文学名著，在他的期待视野中，就有多少积累，他就能够表达出什么样的一种境地。所以说，文学翻译有时候是没有底的，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形势之下，我们的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应该转变其固有的功能，过去我们不是大量地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吗？现在既然很多人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外文（主要是英文）原著了，我们翻译的重点就应该从外翻中转变成中翻外，也就是说，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品，中国文学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有更广大的读者。我想这也是全球化在文化上运作的另一个方向。 中国成功地申请举办2008年奥运会，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文化的一种胜利，这个文化的胜利是如何表达的呢？并不是用我们的汉语来表达的，而是用英语来表达的。何振梁作为中国体育界在国际体坛的发言人，英、法语都非常流畅，特别是他非常深情地把中国人的好客、中国人对奥运的一种期盼心理直接用英语和法语表达出来了，所以打动了在场的奥运会评委，使那些不通中国语言的外国评委不得不投中国的票。从这一成功的范例来看，我们失去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失去，反而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因此，在学术研究领域，我始终主张，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引进和介绍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则要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学术界，以发出中国人文学者的强劲声音。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与道勒拉普合作主办《视角》杂志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西方出版的所有翻译研究刊物中，《视角》是发表中国学者文章最多的期刊之一，这也与道勒拉普的宽阔胸怀和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意识不无关系。为了使更多的中国学者熟悉这个刊物，以便利用这一英语阵地来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我们决定引进这一刊物，用原文出版，并由本刊编委作出评介。我想，本刊的出版可与《中国翻译》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同时也可加速后者的国际化进程，最终也像本刊一样成为国际权威检索系统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的来源期刊。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我们也要区分国际化和西化这个界限。我曾在另外的场合多次指出，我们一提到国际化，就会有人认为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全盘西化的变体。我认为，我们当前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学术要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向西方靠拢，而是真正和国际上最先进、最有代表性的前沿理论进行对话，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文化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就全球化在大众传媒领域内的巨大影响而言，它使得世界以外的人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世界上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不会英语恐怕寸步难行，你根本无法得到互联网上的信息，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据说90％以上都是通过英语传播的，所以你要想得到信息，就不能等待别人去为你翻译。如果仅仅等待别人翻译的话，你就会失掉很多东西。过去培根曾说过，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strength.)，后来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说，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我把它改造成这样一个口号：知识就是财富(Knowledge is riches.)。确实，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知识可以转为信息的形式，而信息则是一种财富，所以你如果不能够及时地获取信息的话，就等于失掉了很多财富。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我们文学理论批评界，也出现了这样的担心：一些人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失语了，中国的学术患了“失语症”，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学者中，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几乎是难以听到的，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第二，是不是能够把它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还是说只是在部分层次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和国际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最后才涉及到语言的问题。但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即使用汉语写的，西方的汉学家也会用英语把它翻译出来，用英语把它转述，用英语把它表达出来，或者他也可以来主动找你进行对话。所以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失语的现象在相当一种程度上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造成的后果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然不为世人知道，当然除了少数汉学家以外。我们知道，汉学在国际学术界是非常边缘的，像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没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美国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学的东亚系，还有更多的一些学院，才有中国语言的课程，而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则很少。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为什么要学中国的语言，并不是要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而只是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所以他们在学了一点汉语之后，立即就转到其他的经贸和商业领域去了，真正留在文学领域里的人是极少数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的话，显然就会处于一种滞后性。其结果自然就会造成失语的状况。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通过英语的中介，长驱直入渗透到我们的批评话语当中，这样一种局面确实也是令人悲哀的，但是它同时也会激发我们奋进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来看，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要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不一定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就一定会发达，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未必能够产生出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倒是有可能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但艺术家的想象力异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不朽的艺术珍品，比如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等人的崛起，如异军突起，影响了第一世界的英美法德作家，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最近几年，在美国，华裔文学的崛起也引起了主流文学批评界的注意，并已被写入美国文学史。当然这些华裔文学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借助于英语的媒介，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够在华人社区里传播，所以他们要从边缘进入到中心，要影响主流文学界的话，就不得不暂时使用他们的语言，用英语来写作。我认为，我们的语言仅仅是一种媒介，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达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不就会更加有效地去影响西方人的观念吗？ 因此，在（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对话，当然通过这种对话，来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而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的学者才能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将有何作为呢？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而在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翻译的中介。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比如说中国古典诗词和一些写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东西会失掉，所以我们要想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不得不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时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倒是与其相反，它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所做出的努力应当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 　　本书由著名的学术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3年卷的4期内容为主体合编而成。《视角：翻译学研究》创刊于1993年，英语季刊，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英语系翻译研究中心主办、主编由国际著名翻译学者凯·道勒拉普（Cay Dollerup）担任。自2002年起由哥本哈根大学英文系和清华大学外语系合办。作为国际翻译界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之一，该刊为国际权威检索系统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确定的极少数翻译研究源刊，其论文的收录率达到80%以上。该刊的特点是观点新、视角新、跨文化和跨学科，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翻译学的性质和任务。 <!--打开加类section_show_more_open--> 显示全部信息